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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1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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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对策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方向博士研究生高琳

 

  “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国际合作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重点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大国间博弈依然激烈,沿线国家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国内经济仍面临稳定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压力。党的十九大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要逐项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形成的成果,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再上新台阶,必须要在建设的同时做好风险防御。

 

  一、“一带一路”建设给西部地区带来的风险

 

  第一,周边环境不稳。我国西部地区与诸多国家接壤,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复杂敏感;我国向西开放的一大地区,伊斯兰世界宗教种族关系复杂,也是对我国西部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且“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长期处于政局动荡和社会动乱中。

 

  第二,沿线人口分布差异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人口分布各具特征,社会空间群体分异较大,地区人口发展阶段性差异显著。尤其在我国西北地区,有黄河流域、河西走廊、沙漠绿洲、青藏高原四大地貌类型,沿线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正是丝路主干道的重点覆盖地区,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往往为高山大川、荒漠、沙地等生存环境较差、经济落后的地区。人口分布的差异,影响经济带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产业的聚集发展、价值链的重整及贸易合作的深化。

 

  第三,文化认知差异明显。沿线国家基本覆盖四大文明古国的全部区域,各国文化包括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差异明显,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利益协调与分享上产生分歧。

 

  第四,安全风险隐患。我国西部地区民族众多,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发展差距仍比较严重,贫困问题较突出;宗教信仰上的差距使民族关系更加复杂;交通、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严重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并对开展国际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且国际上“一带一路”沿线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活动猖獗。

 

  第五,企业建设投资收益难以保证。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汇率政策不透明,部分发达国家也存在有市场危机,有些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收益获取慢的特征,使得投资收益率难以保证。

 

  第六,环境风险难以消除。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因多次造成东道国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而被负面评价。国内来看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涵养地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同时,西部地区地理复杂多样,西北地区辽阔无垠,西南地区山水切割,青藏高原严寒高拔,也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难度。

 

  第七,法律风险始终存在。沿线国家政治体制各异、法律制度不同,法律风险始终存在。尤其是中国企业面临政治风险,安全风险,战略风险,监管风险,投资回报风险,税收风险,贸易保护风险,社会风险,自然环境风险,反垄断调查风险,知识产权风险,劳动用工风险,环境保护及公共安全风险,争端解决及仲裁裁决执行风险等。且目前西部地区甚至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未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

 

  二、西部地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建议

 

  第一,平衡各国利益,增强交流互信。我国应该主动引导发展,协调矛盾;国各相关省和地区来说,要积极搭建政府对话、企业合作、民间互动的交流平台,扩大沿线国家发展共识,如开展各类国际会议、展览、论坛、赛事等活动,吸引和集聚国际组织在国内各地建立地区总部和分支机构等。并有效控制社会舆论的力量,在国际上营造积极的舆论氛围,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保驾护航。

 

  第二,解决沿线各种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之间的矛盾。提高西北地区特的城市的人口和产业规模,打造西北人力资源高地,如做大做强西安和乌鲁木齐。形成人口集聚的规模经济,促进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持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合理布局大城市周围的中小卫星城市,形成产业定位有差别的混合功能分区。提高农业生产力,政府或者第三方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的资本利得增加。使人口构成向适合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发展。重视交通建设,尤其加速人口快速增长区的铁路建设。要优先发展交通、信息、电力等基础产业;通过人口流动迁移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增加民族融合,增强地区繁荣稳定。

 

  第三,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文化相近,可以加强人才交流、文化交流、民间交流,构建人文桥梁,促进丝绸之路国家间的互动合作。旅游业是促进经济合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旅游合作可以加深互相了解,消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以及人文资源,与周边国家加强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从而促进经贸合作发展。

 

  第四,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联合打击三股势力。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应根据自身条件,加强与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合作,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同时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并且加强对三股势力的打击力度。与沿线国家一起加强反恐合作力度,积极建立健全区域反恐怖刑事犯罪公约,尤其是边境省份也应该与相关投资地区政府和有关组织加强这方面的沟通合作;推动反恐怖主义国际司法协作,建立长效反恐怖合作机制。

 

  第五,加强各支点省份和地区自身发展建设。提出符合各省和地区实际情况的“一带一路”的具体规划,明确主攻方向、重点任务,找准突破口;同时确定重点领域优先推动;在对外经贸方面,选择与投资环境较好的国家建立经济合作,打造集对外贸易、资源合作、生产服务等多功能产业区,全面提升涉外公共服务水平;打造一批能“走出去”的高新技术企业,培养一批专门的研究人才和队伍;既要整合内部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资源,又推动在金融、环保、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拓展。

 

  第六,增强环境责任感。我国企业作为资本输出者,要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也要加强环境保护的警惕性,注意一些发达国家的环境壁垒和以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措施。要将环境条款加入到投资协议中。利用我国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对企业向东道国投资所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约束。

 

  第七,法律风险防范措施。一要全面了解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或签订的国际条约及其经济、贸易规则,全面了解东道国基本情况、政策导向和投资环境,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逐步建立境外法律风险防范的机制。建立并完善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补救的多层次境外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积极妥善应对境外投资审查及其法律风险。二是要建立合理的制度保障体系和企业风险防范机制:西部地区企业要综合考虑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历史等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制度,成立相应的国际机构;并结合当地情况,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订合理的政绩考核制度,尤其企业要从自身做好风险防范措施,加强投资的区位选择,规划多种投资模式,投资之前做好应急预案和风险防范机制。